j9集团杨鸿烈的婚礼上，新郎忘携婚书，新娘忘带结婚戒指。只得临时各自派人驱车去取。
1927年4月9日，陆静嫣与徐子权在国民饭店举办婚礼。刊发的照片中，新郎徐子权竟然是扭过脸去的。
国民饭店自开业以来,就是诸多“天津传奇”的发生地。 “天津老照片”团队提供
《北洋画报》刊登的宁园第二次集体婚礼j9集团。新人们在东马路青年会统一梳妆打扮后，分别乘花车途经大经路（今中山路）抵达宁园。新郎着天蓝色长袍、黑色马褂，新娘穿米色礼服旗袍，披西式白色婚纱。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属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反映在婚姻上，也是在观念、婚仪上呈现了多种并存的现象。天津市档案系统编研专家周利成介绍说，天津有着特殊的社会和地理背景，一些时代背景下的“婚事”，更是反映了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
“迟至宋代一段时期，中国的婚姻关系，尤其是夫妻的合离、女子的改嫁，仍是相对宽松自由的。”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魏暑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敦煌莫高窟涌现的为数不少的“放妻书”，对唐代，也许还包括五代、北宋一段时期中国婚姻的这种相对宽松、自由、平等的风气，是一种很好的佐证。
“放妻书”之名是这些文书中自带的，也叫“除书”。魏暑临说，它仍以男性的角度在阐述离婚的道理和事实，但内容和口吻之委婉含情，甚至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读之甚至令人感动，是法律文书一般不能具备的。“放妻书”的文本一般都不短，少则一二百字，多的可达四五百字。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说对爱情和婚姻的认知，有的是普通道理层面的，有的带有对具体生活情节的描述。
如这一段写得比较细腻，且多是正面理解：“生男满十，并受公卿。生女柔容温和，内外六亲欢美。远近似父子之恩，九族邕怡……家饶不尽之财，妯娌称长延之乐。”也有正反对比：“凡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结缘……三载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妻则一言数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羊一处。”魏暑临认为，古人大概是把礼仪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且离婚作为人生大事，不得不找到足够的理由，使得双方都能心里接受，所以，不得不由道理层面的高度提炼。
再有就是一些对未来生活的祝福语，如：“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此外还带有一定的赔偿内容，所谓“三年衣粮，便献柔仪”，是男方支付给女方离婚后三年的生活所资，财产分割的内容：“所要活业，任意分将……两供取稳，各自分离。”有的“放妻书”实质上是“放夫书”：“今亲姻村巷等与妻阿孟对众平论，判分离别。遣夫主富盈讫，自后夫则任委贤央，同劳延不死之龙，妻则再嫁。”这里的夫（富盈）从妻（阿孟）而居，大有“入赘”之意，离婚后男方要离开妇家，自寻去处。
“放妻书”有一定的陈述程式，但文辞差异很大，足见未必有一定的官方样本，只是按照惯例，由人书订。魏暑临认为，文辞精美凝练，带有骈散结合风格，在语气和情感上婉约含蓄，“体现了一代民风对离婚的重视和对人情的尊重。”在他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过分提倡在离婚时讲究形式感也无太大可取之处，但从唐代“放妻书”中仍然看到了值得学习的人性和人情的光彩，一“放”字所体现的心态，已经足够有些人仔细品味古人“一别两宽”的态度。
在1924年2月15日，《天津妇女日报》社收到一份来自北京的征婚广告，为“吾友黄无必君”征婚，要求对方“在中学毕业或肄业及曾受过适当教育之家人才女”。周利成说，这在当时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此前，最早刊登征婚广告的知识分子是蔡元培和章太炎两位先生。
这些征婚广告中，有些是真的追求爱情，有的则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比如，1936年11月4日《益世报》中的《李荣华女士身住公寓登报征婚》一文，则记述一对穷途末路的母女，试图通过征婚解决温饱问题。
“进入三十年代，报刊上的征婚、征友、征侣等启事日渐增多，但乱象丛生，更有借此捉弄人，甚至有的骗财骗色、拐卖妇女。天津、北平等地就曾有取缔征婚广告之举。”周利成举例，1935年2月21日《益世报》载，天津市政府特令公安局对征婚广告予以取缔，派检查人员随时注意。当时天津市政府发布公告称：“查本月，某报广告内有征求女伴广告一则，言辞荒谬，有伤风化，亟应严予查禁……一体禁刊毋违。”
这一时期，婚礼举办地也五花八门，但国民饭店是当时天津举办西式婚礼的首选。
1927年4月9日，被国人骂为“卖国贼”的陆宗舆嫁女，当年4月16日的《北洋画报》的“徐陆结婚志盛”报道：“礼堂设于本埠法租界国民饭店。是日店门高扎五彩牌楼，交悬中法国旗各一，不知者以为开中法联欢会矣。”婚礼中西混搭，新娘陆静嫣花轿为马车式，用旧式“回避”“肃静”婚俗仪仗，在下午2点开始举行婚礼。1932年，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韩家公子韩扶生娶北洋军阀倪嗣冲之女倪道颖，五六百人在国民饭店见证结婚典礼。婚礼用餐是一张超长的西式餐桌，新郎新娘各坐一头遥遥相望。
平津闻人李律阁的小女儿李柝珠与曾任黑龙江督军的鲍贵卿的三子鲍成麟的婚礼，也是在国民饭店举办的。周利成讲述，这个婚礼的亮点在于伴娘，她们是北洋大学首任校长蔡绍基的十七、二十两位小姐，漂亮时尚，是著名交际花，婚礼上有各界男士是慕名来争睹伴娘风姿的。
永安饭店也颇受欢迎。“南开校父”严修的嫡孙、著名“海怪”严仁颖在永安饭店举行婚礼，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为证婚人；南开中学才子陆以洪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才女董芝如的婚礼，伴郎是曹禺。而这是曹禺第二次为陆以洪做伴郎，“尴尬”的是，第一次也是在永安饭店。
新事新办的例子很多。周利成说，1927年，南开大学国文教师杨鸿烈的结婚仪式在南开女子中学礼堂静思堂举行，这是在该校第一次举行婚礼。“杨鸿烈师从梁启超、王国维，当天证婚人是梁启超和张伯苓。”在宁园，1935年6月、10月还两次举办集体婚礼，周利成说，这是天津最早的两次集体婚礼，轰动一时。
有这么一则例子。1934年《北洋画报》社长谭林北的结婚仪式是在10月6日晚7时在国民饭店举行。周利成介绍说，这是因为谭林北因日常公私任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筹备婚礼，也因他的思想新潮，崇尚俭朴之风，仪式极为简单j9集团。为避免亲朋好友的馈赠，先期发出的请柬，并未讲明是婚宴，除少数几人知晓内情外，大多数来宾到场后才恍然大悟。
“过去的一些‘文明结婚’，也因为场地不同而时间不同。但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之前，大部分天津婚礼还是流行早上接亲、中午前拜堂的习俗。”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学者高伟介绍，五十年代后期，天津广大产业工人响应国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号召，生产热情空前高涨。高伟回忆，许多要结婚的青年工人简化了结婚程序，利用下早班的时间，下午接新人、晚上欢聚，甚至有的新郎穿工作服赶回家里举行婚礼后，又赶回车间。总工会也组织工厂之间的“联谊舞会”，宣传新风尚，“到了五十年代末，天津市区下午或晚上结婚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但农村地区没有受到‘工业生产高潮’的影响，保留了早上结婚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