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9集团近日，山西大同市阳高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席某某一案，对席某某以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根据一审法院公布的有关信息，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赵正武律师，就网友关心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解答。
赵正武：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的行为，构成罪。罪的法益（即该罪名保护的）是妇女的性自主权，即妇女对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地点、对象和方式等有决定权。
由于涉案的发生场合往往较为私密，被告人与被害人事后又时常形成“一对一”的相反说法，因此，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的这一问题上，需要综合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种间接证据结合言辞证据等加以分析认定，而非单纯简单采信任何一方的说法。
表现在本案中，就像一审法官介绍时所提到的，事前双方有恋爱、订婚等行为，事后女方有呼喊、点火等激动行为，包括监控显示被害人有被拖拽的情况，以及女方当晚报警、大臂与腕部检查有淤青，事后双方亲属曾协商等事实。
案中言词证据甚至实物证据的形成分布，背后交织着人性的复杂与幽微，对于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等问题，没有统一的标准模板，必须结合个案具体分析，在控辩双方充分对抗的基础上，由审判者根据专业理性、经验阅历与司法良知予以综合判定。
记者：“订婚”是案件引发讨论的关键词。请问在司法实践中，已订婚、已结婚对罪认定有什么样的影响？两者的区别在哪？
赵正武：从《刑法》本身对于罪的规定来看，实际上罪并没有将所谓“婚内”排除在犯罪的成立范围之外。但是，正如一审法官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到的，未经法定登记结婚的双方，“不享有夫妻之间的权利，不承担夫妻之间的义务”，其实是侧面提及了，法定婚姻的夫妻之间往往有夫妻生活的事实。
因此，通常推定认为法定婚姻中的性行为并不违背妇女的意志。当然，这并不是指在具体个案中，“婚内”不可能发生（司法实践也存在少量生效判例，多基于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分居期间的情况），而是指在这种背景下，认定违背妇女意志需要更加严格、审慎。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基于熟人或陌生人等不同的社会关系样态，在认定违背妇女意志时的把握也会有一定差别。
而本案，是发生在基于民俗的订婚行为之后、法定登记结婚之前，正如一审法官所说，双方尚未有法定婚姻之实，相对于已婚但产生离婚纠纷等状态下的关系，认定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的限制和顾虑会更少，已订婚的事实并不具有直接否决成立的决定性意义，而只是定案的考量因素之一。
记者：在讨论热点案件时，不少网友指出当前社会存在一些“骗婚”现象。对于这种情况，是否影响罪的认定？
赵正武：“骗婚”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需要进一步厘清不同类型的事实才能加以分析。比如，实践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所谓“骗婚局”或“仙人跳”等，行为人先以婚恋为名与男方交往，并自愿与男方发生关系，随后故意形成一系列事后向亲友哭诉的证据痕迹，并以不支付高额钱款便报案为由威胁男方，坚称当时发生性行为时违背自己的意志。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构成罪的，而且是在恶意利用刑事司法实践为充分保护女性，对是否存在违背妇女意志事实的一种较为宽松的认定倾向。
再比如，女方事前并无骗财等特定目的，在自愿与男方发生关系后，因事后的某种纠纷或情绪，再临时产生犯意诬告男方的，当然也不构成罪。
归根结底，罪是否成立，是要审查个案事实是否符合罪的构成要件。骗婚或骗财行为是否坐实，与是否成立都是需要各自独立判断的，无论女方事前是否有贪图钱财等目的而与男方恋爱交往，只要在临发生性行为的当下，女方确实不愿意并明确表达，男方依然强行与之的，就仍有可能构成罪。所以，“骗婚”并不当然阻碍罪的认定。
记者：不少类似案件发生后，往往存在被告人会与被害人进行事后协商的现象，这种事后协商的行为对罪认定有什么影响？
赵正武：客观事实的发生以及行为的定性是一方面问题，纠纷的妥当处理是与之相关但又存有区别的另一层面的问题。由于司法人员不是“上帝”，客观事实并不总是能做到百分之百还原j9集团，并且民间婚恋关系所引发的纠纷甚至犯罪，面临着男女双方是否要选择继续组建家庭、相伴生活的现实问题，因此，无论是法律还是政策上，都设置有一定的制度规则和弹性条款，给予事后协商行为影响最终定罪量刑的回旋空间。
赵正武：关于彩礼的认定与返还等事宜，依法应当结合当地民俗、给付约定以及双方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妥当处理。在案件本身不属于婚恋讹诈骗局的情况下，彩礼问题更多只是单纯的民事纠纷，不左右刑事罪名的认定。（人民日报客户端山西频道 郑洋洋）
